近几年来，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引起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注意，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构成了有力的挑战。
所谓“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和金融现象，因此它必然先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一定的后果。经济全球化使得所有的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大的市场机制的循环中，发展迅速者自然处于优势，而发展缓慢或原有的经济实力薄弱者自然受到波及乃至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确实，按照某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和测算，就全球化使大多数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边缘化而言，其比例是20％：80％，也即占世界总人口的20％的精英分子可以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而其余的80％的人则服务于全球化的法则。这样一个比例仅仅是从西方的后工业社会的现状而得出的，若将其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恐怕比例还得缩小为10％：90％。对于这一点，我们切不可盲目乐观，错误地认为全球化的到来就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标志，更不可为中国近几年来经济繁荣的表象所迷惑，它隐伏其中的种种内在危机若得不到适当的自我调节，很可能引发出不可收拾的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文化学术理论研究而言，全球化的到来使我们的学科更加边缘化了，在西方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实际处于收缩状态，人员的精减和经费的削减也首先拿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开刀。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文化全球化的现象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论争而导致的一个结果，由于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一切假想的等级制度和人为的界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例如欧洲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为一种新的全球化（现代主义的“整体化”的变种）现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导致全球化现象的后现代性条件时指出，这些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三个：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这三者中，跨国资本的全球性运作无疑居首位。
文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产生的是两方面的后果：积极的（使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这样便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和消极的（使一部分精英文化或非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受阻，因而造成了新的等级对立）。面对这种挑战，我认为，我们的态度应当是辩证的，即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本土化只能导致中国文化特征的丧失；反之，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容易滋长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其结果必然使我们的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停滞甚至倒退，进而给我们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蒙上一层阴影。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作用，正确的态度是顺应国际潮流，与之沟通对话而非对立。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而不是像塞缪尔·亨廷顿所声称的“文化冲突”。
 |
